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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在成熟宪政国家还是在转型宪政国家，政治宪政主义均具有正当的理论与制度价值，具有显然的理论适用性。
1999年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两区是指大陆地区和自由地区（台湾地区）。
当然，作为法律概念的两岸显然只能按照政治概念的两岸来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也证明，通过将敏感事务议题化，可以有效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二、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解决方式：议题化和阶段化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核心是提出大陆和台湾可以共同接受的模式。由于两国模式主张台独，不符合两岸关系的现实，也与两岸主流观点相背离，因而不可能为两岸所共同接受。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对立，而是一国内因内战而产生的政治对立。
可以说，两岸模式为大陆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关系破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将为结束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两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两个对等实体。多少有些受到英国宪法的启发，翟小波博士提出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55]，强世功教授提出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56]。
在该批复作出之后不久，该法官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评析该批复，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制度。在柯克的语境中，英国宪政并无成文宪法作为凭据，柯克通过共同权利和理性来表达后世的成文宪法的规范逻辑。以法条主义（司法宪政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则其许多内容无法纳入法官式的规范分析的范畴或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宪法规范，因此会有学者提出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的命题，如张千帆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实施需要清除文本障碍，即中国宪法不应该规定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积极权利和公民宪法义务[69]，显然，这里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定点清除的内容恰恰就是相对于美国宪法所多出来的内容：（1）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根据吴庚教授的总结，凯尔森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四点：（1）施米特引述贡斯当中立性权力学说的动机在于对魏玛宪法第48条进行扩大解释，证成总统的宪法守护者地位。
法律是解决臣民诉讼的金质魔杖和尺度，它保障陛下永享安康太平。宪法司法化论者基本上是一种法条主义进路，或曰司法宪政主义进路，而政治宪法论者通常是一种结构主义进路，或曰政治宪政主义进路。
反对法院把宪法视做根本法的人，必然要求法院只适用法律，无视宪法。在政治宪法论者看来，中国宪法文本中需要定点清除的恰恰就是其根本法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其宪法权力结构和道德基础得以确立的核心支点，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所在。美国宪法的成文性是英美宪政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是美国而非英国引领现代宪政主义思潮的逻辑前提。这恰恰是美国宪法之综合性优势。
上述因素缺乏任何一个，都可能造成该案法官简单依据普通法律进行裁判。然而，一次失败的尝试，一个司法批复的被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政之路的中断。当然，作为反司法化论者，这样一种批评也可视为一种非常机智的选择，为其后期提出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作出铺垫。[64] 对部门法自治运动的逻辑和过程的考察与分析，参见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五章面向常态的转型法治：改革与治理。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标志着法国宪政新时代的到来。[25] 参见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116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英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议会主权逐渐分化出两种态度：一是遵从议会主权的越权模式，这表明权力之界限是由议会法律确定的，法院不过是守护议会法律之成文规定而已。（2）程序取向的人大代表制（人民当家作主的代表制形式）。
马歇尔还在第9点里面非常突兀地强调了司法审查权对于宪法争议的覆盖效应，即法院的权力应扩展至与宪法相关的所有争议，更是在第10点中通过对法官宣誓效忠宪法这一形式化仪式的解释来申明法官进行违宪审查是制宪者赋予的天职。转型国家大多脱胎于传统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它们在独立或重新回归西方之后进行政治重建的过程中，一般接受的都是西方关于转型的规范方案：通过选举民主重建政治权威，通过司法审查保护人权，通过联邦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马歇尔在此所展现的成文宪法的形式化逻辑非常关键，支撑其核心论证的原理来自启蒙时代的人民主权学说。如果说英美世界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那么欧陆世界可能恰恰相反，表现为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而不在于经验。《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审视》，《战略与管理》，2010（5/6）。然而，美国宪法毕竟是属于人民而非法官的，而单纯从形式逻辑来看，受人民委托之议会（乃至于总统）在维护宪法的正当性上似乎要高于不具有民主基础的法官。
缺乏宪法之形式依据的司法审查权尽管仍然饱受争议，但其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宪法解释与适用技术，并成功地推动着美国社会应对各种可归属于宪法的结构性危机，从而成为一种普通法上的宪法制度——这也充分印证了美国式司法宪政主义的普通法胎记。对一个主要依赖建构理性而非复兴传统来完成现代性过程的后发国家而言，一场由法学家和司法精英担纲的普通法式的宪政革命很难成功地被既定宪法结构所理解和接纳。
法国如何呢？法国现代宪政的发展受到法国大革命原则的长期影响，卢梭的民主主义更是支持了其不断革命的历史进程。既然是一项技艺，司法就不是任何凡夫俗子抑或达官贵人皆可从事的职业，而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需要一种职业化的习得过程。
中国宪政转型的根本疑难在于记载于1982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如果美国不基于独立革命之形势和启蒙运动所内置的创新、开端的时代风尚而举全国精英进行制宪，则其宪政模式可能很难区别于英国，而古老的普通法也很难借助成文宪法的形式而完成古今之蜕变。
第二，为确立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马歇尔首先提出了成文宪法的理由，这是引文第2—5点所阐述的内容。在第5点，马歇尔总结了宪法的性质，即作为民族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并据此推导出与两个世纪前的柯克大法官同样的结论——和宪法抵触的议会立法是无效的。在宪法形式上，突破英国宪法的不成文性，制定了一部成文的联邦宪法。（2）197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案审查的申请主体资格扩展至60名议员，开创了议会少数派第二次挑战多数意见的审查程序，强化了宪法委员会的立法审议和合宪性控制功能。
（2）以自己的法律规范层级理论批评施米特关于宪法条文不可供司法涵摄的主张。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50] 参见翟小波：《人民的宪法》，12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二是通过对党政领导人宪法讲话的政策性解读引申出宪法机制创新的政治正确性。
这里构成解释对象的当然是现行有效的1982年宪法（含四次宪法修正案）。中国宪政最终也必须回应违宪审查模式的设计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欧陆模式更具参照意义。
不过，由于现代世界普遍接受人民主权，英国宪政的普通法传统无法对抗与人民主权具有更直接法权联系的议会主权。[21]显然，贡斯当作为现代政治思想家并不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他又必须通过王权功能之重构推演出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分权体系，其中包含了传统王制和三权分立的合理因素。然而，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宪过程和对成文宪法的形式化宣示，《人权法》可能不过就是英国不成文宪法序列上的一部当代文件而已。英国的政治宪法传统是一种议会自己（the Parliament itself）式的传统，强调议会主权和政党政治，强调通过政治过程解决基本社会争议的正当性，强调共和主义自由观和平等的政治参与。
[35] 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2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英国法释义》深深影响了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法律精英和法学教育，强化了英国普通法对美国法的系统性影响。
（4）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是普通法院的分散审查和专门法庭的集中审查并存。在第4点，马歇尔通过对宪法与议会立法关系的比较实际上从成文宪法的逻辑层面对英国宪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其语言指向是很容易解读的——议会通过寻常立法改变宪法、宪法和普通立法是等同的，并可随议会之喜怒随时修改。
（3）最高院在该批复的公告中明确规定了实施日期。（一）何以成案：知识状况与基本案情首先简要交待一下齐玉苓案发生时的宪法学知识状况。
